【導讀】從發展趨勢來看，數字化轉型是繼市場化改革、國際化開放之后，我國經濟發展的第三條曲線。數字經濟發展微觀上是推動數據價值化的過程，宏觀上則是重構生產函數的過程，在我國推進高質量發展中的作用將越來越突出。“十四五”期間，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重點將從六大領域協同推進：基礎設施方面增量建設和存量改造并重、數據要素方面數據貢獻與數據交易并重、產業數字化從“企業-產業-園區”多層推進、數字產業化數字技術創新和新業態培育并重、數字公共服務方面智慧城市建設和數字生活建設并重、數字經濟治理方面著力構建數字經濟安全和治理體系。
作者｜朱太輝，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研究員、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研究員
龔謹，復旦大學國際供應鏈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
文章｜《金融博覽》2022年第4期，原標題為“數字經濟的作用機制與發展路徑”
隨著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數字經濟作為一種全新的經濟形態，為強化疫情防控成效、改善供需匹配、提升資源配置和促進經濟轉型升級提供了強大的動力。數字經濟釋放出巨大的生產力，其發展有助于推動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建設。在新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遵循，隨著《“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十四五”國家信息化發展規劃》的落地實施，數字經濟的系統重要性將進一步凸顯。
一、數字經濟是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
數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產生的新經濟形態。我國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起始于國家戰略部署，加速于疫情發生期間，升級于“十四五”時期高質量發展的需要，未來數字經濟在創新經濟發展模式、推動經濟轉型升級方面的作用將愈發突出。
其一，數字經濟是加快經濟轉型升級的戰略選擇。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發展，將其上升為國家戰略。黨的十九大提出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建設數字中國、智慧社會。“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共同推動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全面加快建設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政府，以數字化轉型整體驅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變革。2021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推動我國數字經濟健康發展進行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會議強調，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
數字經濟發展擴大了市場邊界、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生產效率，將推動生產要素在更大范圍內更加高效地配置，其內涵與“市場化改革”一脈相承，已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加快轉型升級的“重要抓手”。一是“從無到有”地創新商業模式，通過數字化智能化優化資源要素配置效率，讓原本沒有商業可行性的業務變得可行，新產品、新模式、新業態不斷涌現；二是“從有到優”地改進供需匹配，通過數字化轉型更加全面、及時地掌握供需變化，進而推動供需更好適配，暢通供應鏈產業鏈；三是“從1到N”地提升行業協同，通過有效整合各數字終端的供需數據，打破行業壁壘，更好發揮不同地區的比較優勢，促進不同行業、不同區域之間的高效協同。
其二，數字經濟是疫情時期經濟發展的“穩定器”。2020年，數字科技在疫情監測、人員流向監控、病毒溯源、醫療物資調配等方面發揮出獨特的作用，彰顯出高效抗擊疫情的“科技實力”。在疫情常態化防控時期，在國外疫情壓力持續增加、我國經濟受到一定影響的背景下，數字經濟在加快復工復產、促進消費和就業、保障供應鏈穩定暢通等方面的作用正在全面體現，極大提升了中國經濟的韌性。以在線辦公、遠程醫療、電子商務為代表的數字經濟新業態，通過“非接觸式”服務的方式，有力地保障了企業生產和居民生活的順利運轉。也正是因為疫情的爆發，按下了我國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發展的“快進鍵”，生產、生活和治理模式加快數字化轉型。
其三，數字經濟將會占據經濟發展的重要位置。近年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已呈現出“燎原之勢”。從絕對規模看，根據中國信通院的測算，2005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僅為2.6萬億元，2020年增加到39.2萬億元，年平均增速為93.8%，遠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速；從相對規模看，2005年數字經濟規模占GDP的比重僅為14.2%，2020年該比重增加到38.6%；從發展趨勢看，目前全國已有28個地區制定了數字經濟相關規劃，明確了各自的發展目標，其中廣東、江蘇等13個地區的數字經濟規模將邁進萬億“俱樂部”，北京、上海等地的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占GDP的比重將超過50%。
從國際比較看，未來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具有非常大的增量發展空間。據中國信通院的數據顯示，2020年47個國家數字經濟增加值約為32.6萬億美元，占GDP的43.7%，數字經濟規模占GDP的近一半。數字經濟增加值占GDP比重排在前10位的國家分別是英國、德國、美國、韓國、日本、愛爾蘭、法國、新加坡、中國、芬蘭，其中英國、德國、美國的占比超過60%，中國的占比是38.6%，排在第9位（2022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超過50萬億元，占GDP的比重提升到41.5%）。這表明，相比發達國家的數字經濟產值占比，中國數字經濟發展還有非常大的增長空間。綜合來看，數字經濟對我國經濟發展的系統重要性將越來越突出，數字經濟對經濟發展的全局性引領性作用日益顯現。
二、數字經濟推動傳統生產函數優化升級
根據經濟發展理論中經典的生產函數，經濟增長是由生產要素投入（勞動力、資本、土地等）、綜合技術水平、要素配比關系共同決定的。數字經濟發展微觀上是數據要素、數字科技和平臺企業相互作用，推動數據價值化的過程，宏觀上的實質則是重構生產函數，全面提升經濟發展的投入產出率和全要素生產率。
一是數據要素拓展生產函數的要素投入。數據是以電子化形式存在、附帶一定信息、可供數字技術處理并釋放價值的符號素材。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數據作為新的關鍵性生產要素，應用于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各個環節。數據的應用、交易、流轉，解決了數字經濟發展的資源輸入問題，擴展了生產函數的要素投入，同時也強化了資本、勞動等要素的產出效力。
從行業發展實踐來看，在宏觀上，數據正在打破各行業傳統知識壁壘和經驗壁壘，正在成為改進市場供需適配、暢通產供銷循環的關鍵因素，更好服務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在微觀上，數據正在成為企業優化生產工藝、提高管理精細化程度和改善企業經營績效的重要抓手，推進企業數字化轉型。隨著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數據要素的規模將會越來越大，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也將不斷提升。
二是數字科技提升生產函數的技術水平。數據解決了數字經濟發展的要素投入問題，數字技術是在信息技術革命基礎上不斷催生的新興技術，解決的是數字經濟發展的要素利用問題。從生產函數來看，數字科技的創新應用，改變了經濟發展的技術前沿，提升了生產函數的綜合技術水平，改進了數據以及其他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對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形成了持續廣泛的促進影響，對創新發展形成了新的強大支撐。
從行業發展實踐來看，新興數字科技的研發應用，一方面改造傳統的生產模式，提高投入產出效率，如數字科技與傳統產業的加速融合，使產業組織模式由封閉化、流程化、標準化，向開放化、智能化、柔性化轉變，推動傳統產業組織模式和運行機制轉型升級；另一方面新產品、新模式奔涌而出，甚至催生出了很多新產業，如消費品反向定制、互聯網健康醫療、共享交通等。
三是數字平臺重塑生產函數的要素配比。平臺企業作為企業主體，同時作為中介具有連接雙（多）邊交易者、促進供需雙方互動的市場屬性，這種“二重性”讓平臺企業具有強大的資源配置能力，也改變了生產函數中勞動、資本、數據等要素的配比關系。一方面，互聯網平臺具有網絡效應，符合連接用戶越多、商品越多、交易就越多的“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另一方面，平臺的網絡效應呈現多邊屬性，服務供需方用戶（雙邊或多邊）相互依賴、從彼此獲得價值或收入，創造了“供給創造需求、需求創造供給”的正向反饋和精準對接。
從行業發展實踐來看，在數字平臺賦能下，企業生產經營的要素投入和生產函數發生改變，勞動、資本等要素投入遞減，數據對勞動、資本等要素的替代彈性提高。數字平臺基于數據、數字科技和算法的綜合應用，不僅便于千差萬別的零散用戶隨時接入，而且能即時、高效、智能化匹配零散的、個性化的需求和供給，充分發揮平臺的“聚合器”作用，提高經濟發展的規模效應。特別是近年來，集“實體性”“科技性”“生態普惠性”和“網絡外部性”等特征于一身的新型平臺企業（也稱“新型實體企業”）的作用更加突出，在對沖經濟下行壓力、廣泛吸納社會就業、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正在成為推進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
三、打造數字經濟競爭優勢需要“六箭齊發”
數字經濟發展對經濟社會的影響是全方位的，而其自身發展也是多方聯動的系統工程：兩大基礎——數字化基礎設施和數據要素，兩大主體——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兩大保障——數字公共服務和數字經濟治理。結合《“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十四五”國家信息化發展規劃》的任務部署，“十四五”期間推動我國數字經濟發展乘勢而上，筑牢競爭優勢，需要從這六大領域協同發力。
一是基礎設施方面增量建設和存量改造并重。在增量建設方面，推進云網協同和算網融合發展，加快構建算力、算法、數據、應用資源協同的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體系，明確布局全國一體化算力網絡國家樞紐節點。建設數據中心集群，結合應用、產業等發展需求優化數據中心建設布局，關注數據中心建設中的能源節約和綠色低碳問題。在存量改造方面，推進能源、交通運輸、水利、物流、環保等領域基礎設施的數字化改造，提升數字“新基建”對數字經濟的拉動作用。
二是數據要素方面數據貢獻與數據交易并重。在數據開放共享上，一方面推動實現政務數據跨層級、跨地域、跨部門的有序共享，促進政務數據開放共享，另一方面建立統一的國家級公共數據資源管理體系，統籌公共數據資源的開放利用。在在數據交易上，培育發展數據交易平臺，建立健全數據資產評估、登記結算、交易撮合、爭議仲裁等市場運營體系，提升數據交易效率；支持培育數據服務商，支持社會化數據服務機構發展，鼓勵市場力量挖掘商業數據價值，推動數據價值產品化、服務化，大力發展專業化、個性化數據服務，促進數據、技術、場景深度融合，依法依規開展公共資源數據、互聯網數據、企業數據的采集、整理、聚合、分析等加工業務。
三是產業數字化從“企業-產業-園區”多層推進。在企業層面，大型企業是產業數字化轉型發展的“排頭兵”，通過開放互聯網平臺、行業龍頭企業的數字化資源和能力，“以大帶小”幫助傳統企業和中小企業實現數字化轉型，是提升企業數字化水平的有效推進方式。在產業層面，農業、制造業、服務業是行業數字化轉型升級的“三駕馬車”，通過在智慧農業和水利、工業、商務貿易、智慧物流、金融、能源等行業開展數字化轉型試點，形成重點行業數字化轉型的示范效應。在園區層面，依托企業和行業數字化積累的能力和經驗，積極探索平臺企業與產業園區聯合運營模式，豐富技術、數據、平臺、供應鏈等服務供給，提升線上線下相結合的資源共享水平，引導各類要素加快向園區集聚。
四是數字產業化數字技術創新和新業態培育并重。在數字技術創新方面，下一代移動通信技術、量子信息、神經芯片、類腦智能、脫氧核糖核酸（DNA）存儲、第三代半導體等關鍵技術創新將成為政策支持重點，找準技術薄弱環節、集中力量進行攻關突破，通過技術改進的“試探創新”和新技術開發的“探索創新”，明確關鍵技術創新的路線圖；加快5G、集成電路、新能源汽車、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軟件信息等重點產業供應鏈體系建設，在數字重點產業領域形成“鏈式”創新能力。在新業態培育方面，加快發展互聯網醫院、智慧銷售、無人配送、智能制造、反向定制、跨境電商等，引領新商業模式創新發展。
五是數字公共服務方面智慧城市建設和數字生活建設并重。在“互聯網+政務服務”方面，推動文化教育、醫療健康、會展旅游、體育健身等領域公共服務資源數字化供給和網絡化服務。強化數字技術在城市規劃、建設、治理、服務等領域的應用，推進城市“一網統管”建設。在智慧城市建設方面，深化新型智慧城市建設，推動城市數據整合共享和業務協同，提升城市綜合管理服務能力，完善城市信息模型平臺和運行管理服務平臺，因地制宜構建數字孿生城市，鼓勵加快城市智能設施向鄉村延伸覆蓋，完善農村地區信息化服務供給。在數字生活建設方面，培育一批新型消費示范城市和領先企業，打造數字產品服務展示交流和技能培訓中心，培養全民數字消費意識和習慣。
六是數字經濟治理方面著力構建數字經濟安全和治理體系。在公平競爭監管方面，加強和改進反壟斷執法，完善數字經濟公平競爭監管制度，預防和制止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在協同治理方面，探索建立與數字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相適應的治理方式，制定更加靈活有效的政策措施，創新協同治理模式。在數字經濟安全方面，加強數字經濟安全風險預警、防控機制和能力建設，進一步強化網絡安全防護能力，提升數據安全保障水平，切實有效防范各類風險。
來源：36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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